前蜀与周边列国
事实上，王建在称帝问题上还有过犹豫。朱温篡位，唐祚已终成为事实。割据蜀地的王建当然也想自帝一方，但是毕竟还顾忌声名，担心背上僭越罪名。王建麾下将佐们大多数的意见是立即称帝建国，他们的理由是“大王虽忠于唐，唐已亡矣，此所谓‘天与不取，者也！’”
众臣之中，唯独一直桀骜的冯涓不赞成称帝，他主张王建以蜀王的身份称制，尽量做到“义存故主”，若是日后唐朝复兴，也不至有乖臣节。最后，王建采纳安抚副使、掌书记韦庄之谋，带着成都官民哭了三天，然后“即皇帝位，国号大蜀”。
韦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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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身名门，从北周到隋唐都是高门大族，他是文昌右相韦待价的七世孙、苏州刺史韦应物的四世孙。韦庄力主王建称帝，也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唐朝的厌弃。对于王建而言，称帝还是以蜀王身份称制，没有什么实质区别。韦庄
冯涓的意见关键在于道义，他只不过想在君臣的纲常名教上留下一点余地而已。韦庄的意见是在折衷，用帅吏民为唐朝的丧亡举三日之哀，以表示尽君臣之义。君臣之义用三日大哭买断了，王建称帝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，也堵住了一些人的嘴巴。·
作为统治者的王建，其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。尤其是在那样一个乱世，蜀国相较于中原堪称乐土。虽然出身底层军士，但是王建自封蜀王后，便“留心政事”，“亲决庶狱，人无枉滥”。称帝建国之后，王建更是针对唐末社会种种弊端，整肃吏治，倡导廉政，励精图治。王建开国仅三月余，便于武成元年正月的《大赦诏》中提出了施政基本精神：
革弊从新，去华务实。有利于民者，不得不用，有害于民者，不得不除。公平必致民安，富庶自成于国霸。恩虽不吝，法且无私。赦有者各仰自新，厘革者皆宜共守。俾从涤荡，永致清平。
当然，执政者会说漂亮话并不奇怪，但是从日后前蜀国情来考察，王建说这番话也并非绝对是空头支票。更为可贵的是，王建虽然是目不识丁的文盲，但他却是一个非常重视士人的统治者，史书称他“虽目不知书，好与书生谈论，粗晓其理”。
王建坐像
唐末中原战乱，很多才学之士避难蜀中，得到王建很好的礼遇重用。著名文人韦庄、许寂，唐名臣后裔张格、冯涓，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，高僧贯休等皆受王建的礼遇。《资治通鉴》称：“是时，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，蜀主礼而用之，使修举故事，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”。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同样称王建“善待士，故其膺号所用，皆唐名臣世族。”
至于王建为何礼遇士人，很多史料将其解释为受到唐僖宗影响。《新五代史》中记载王建曾对其左右近臣说：“吾为神策军将时，宿卫禁中，见天子夜召学士，出人无间，恩礼优厚如寮友，非将相可比也。”陶岳《五代史补》载：“王建之僭号也，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，侍臣或谏其礼过，建曰：‘盖汝辈未之见也。吾昔在神策军时，······，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，虽交友不若也。今我恩顾，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，何谓之过当耶。论者多之。”
王建之所以会礼遇士人，将其解释为受到唐帝影响，其实是过于简单的。在唐末五代的乱世之中，武力的确是获得政治竞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。但是，武力并不能实现治理的成功，礼遇士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王建蜀国的治理正常化和优质化，以图在割据政权的竞争中胜出。另外，士人的背后是衣冠大族，这种家族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很大，有时候胜过强大武力。王建礼遇代表士族高门的士人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，提高政权合法性。
神策军
在具体政策上，王建治蜀，的确也是劝课农桑，发展生产，轻省赋徭。在武成元年（908年）的《大赦诏》中便要求地方官员“不得加一升一合，致百姓积累通悬，如有故违，必行朝典”。武成二年，王建又下诏蠲免通欠，并规定畿内诸州及各州府当年应征夏税减免百分之二十。武成三年再下《劝农桑诏》，鼓励农桑：“······朕以猥渺托于人上，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，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。今国家渐宁，民用休息，其郡守、县令，务在惠绥，无侵无扰，使我赤子乐于南亩，而有《豳风·七月》之咏焉。”
王建的治理成效也确实不错，在一段时间的重农宽松政策的作用下，前蜀“仓廪充溢”，蜀国以“地富民饶”而享誉天下。避难蜀中的高僧贯休在《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》中描述王建治下的蜀中“家家锦绣香醪熟，处处笙歌乳燕飞”。都城成都更是繁华空前，韦庄在其《怨王孙》一词中咱们成都“锦里蚕市，满街珠翠，千万红妆”。
不仅是传统农业和城市商业发达，前蜀的对外贸易也很兴盛。蜀国商贸通于四方，不仅与中原、江南、岭南各政权保持贸易往来，与东南亚、南亚、中西亚地区亦保持着直接和间接贸易往来。
王建的永陵
由于经济高度繁荣，商贸发达，市场对钱币的需求量相当大。而由当时前蜀年均铸钱量的巨大，亦可反映当年前蜀的繁盛。据统计，前蜀年均铸钱量达三十三万余缗，超过唐代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铸钱量最高纪录三十二万缗，更是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各国所不能比拟的。
军事强大、经济富足，使得王建有了割据一方、自为帝王的资本和底气。王建的蜀国与中原政权并非藩属关系，而是对等平行国家。王建称帝之后，梁帝朱温遣使者通聘书于蜀，并送上厚礼。朱全忠在致王建聘书中尊王建为“皇帝八兄”，书函中说：“······两国愿通于情好证券杠杆亏损，征曹、刘之往制，各有君臣；追汉、楚之前踪，常分疆宇。······永言梁蜀之欢，合认弟兄之国”。可见，后梁政权并不以前蜀为僭越，更不是以藩属视之，而是将其视为对等国家，这也可以看出王建及其蜀国的实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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